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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拍:卡扎菲死前一刻视频曝光 乞求士兵饶命(图)|卡扎菲|士兵

俄外长:美呼吁削减核武器毫无道理 美国打破平衡

汪文风(资料图)

“四人帮”法庭接受审判

原标题:汪文风同志逝世

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委员,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成员、中央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原组长汪文风同志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15年12月30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86岁。

汪文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,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。

汪文风,曾用名汪易修、江流,1929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。1949年1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社,重庆解放后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9年起,任《新华日报》记者、编辑、校对科科长,《光明日报》记者,最高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,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负责人、汉语教研室主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错误批判。1978年12月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,曾任中央纪委研究室副主任、主任。1990年3月,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、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。

汪文风是中央纪委第十一届、十二届、十三届、十四届委员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相关背景:教师汪文风:从“童怀周”到审判江青(2006年刊于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第03期 作者 彭苏)

“想当年,我审江青的时候,她大骂我是笑面虎,还说我是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。你今天来采访我,也是在采访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。你看我像笑面虎么?我凶不凶?呵呵,其实我很温和吧。”

白发银丝的汪文风惬意地靠在褚红色沙发上打起了哈哈。

从“童怀周”到审江青,时间已过30年。“我怕你们这群小娃娃搞不懂,‘童怀周’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个小组,一共16个人,我是其中一员。”

然而,将眼前这个带有浓郁川音,身体羸弱,言谈举止中透着一股子倔劲的七旬老者,与上世纪70年代后期,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“童怀周”,主审过“四人帮”集团的人物联系一起,似乎有点失真。

四周老式的装修,浅啡色的木质地板,深黄色的过时家具,五斗柜上微笑着的毛泽东塑像,壁画里沉思的周恩来,都在无意地营造着一种怀旧。往事,则像汪文风的玄色唐装上的盘扣,一环套着一环。

纪念周总理,反对‘四人帮’

“为什么要给小组起名‘童怀周’?”

“我们要共同怀念周恩来。本来要叫‘佟怀周’,我老觉得这个‘佟’字不通俗,后来就改为‘童怀周’。再说,无论我们年纪多大,在周总理眼里始终是个儿童。”

1976年1月8日上午,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,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。虽然在此之前,他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,早就从报纸中获悉了总理的病情,对这一天的来临也有预知,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,他还是痛苦不已,“我是痛哭不已啊。”

他跑回了教研室,想告诉每个同事总理去世的消息。他推开门,陡然发现其他人眼圈也是红的……

1月11日下午,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。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,数十里长街两侧,百万群众自发聚集在这里,在严寒中肃立致敬,作最后的告别。灵车所到处,哭声四起,连绵不绝。

汪文风曾在他的著作《从童怀周到审江青》中详尽描述过北京二外院“文革”伊始的紧张气氛:

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,虽然还在上课,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“文化大革命”上了。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《二月提纲》 ;学习“五·一六通知”,批判“反动路线”;看“有问题的电影”,批判“反动电影”。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,黑云压城城欲摧,人心惶惶,莫衷一是。

由于“政治问题”,汪文风在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担任政治部办公室负责人,不满一年,又由于“历史问题”加“政治问题”,被改派到汉语教研室当主任。1966年8月,毛泽东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发出,革命呼声迅即响遍全国大专院校。二外院里,几个通宵达旦的批判大会下来后,从反右倾开始,就是挨整专业户的汪文风,也由“保皇派”到“保皇狗”,“保皇党总书记”再到“小爬虫”、“变色龙”。

“‘小爬虫’是指我在群众运动中发表不同意‘文革’的言论。另外,我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时,暴露了身份,蹲过国民党的大牢。你想想,一个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死,还出来的人。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。‘文化大革命’起来后,一抓‘特务’,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,不是特务也成了‘特务’,因此,我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。”

于是,很自然的,周恩来逝世后,这只“小爬虫”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学院“文革”当权派的暗中监视。

“他们没明着阻止我对总理的爱,在这点上,就算是江青也不敢明着反对的。”

汪文风拿到了一张票,那是一张1月12日到14日,由中共中央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周恩来仪式的入场券。对于那晚的吊唁,汪文风只说了句“人山人海”。

真正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另外一个悼念场景:大批首都居民、机关干部、工人、农民、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,为周恩来举行悼念仪式。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,成了人们追悼、怀念的主要场地。短短几天里,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,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。

“两个悼念同时进行。在当时,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才属合法,而天安门的悼念仪式是江青他们不满意的,幸而这两个场面,我都参加了。”汪文风微笑地说道,“那年3月起就有人在广场贴诗了,我都是偷偷去看的。”

4月5日的北京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,汪文风成了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,他的文字记录被没收过,“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,以及各种偏旁字头,都用铅笔画了圈圈,做过笔迹鉴定。”同时,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召开了全院几百人的党员大会,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“反革命政治谣言”为名,声色俱厉地对他进行了当众审查。

事实上,不仅是汪文风,他的孩子、学生、朋友,以及所有汉语教研室的同事,都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、抄诗和藏诗。诗词的少部分副件,作为抄录来的,按清理规定上交了,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,用塑料纸包好埋进花盆,卷进绵线团,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,作为线团存放起来。

10月10日,“四人帮”被捕,但两个“凡是”和“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,使天安门事件依然压在汪文风们的心头上,让他们喘不过气来。“眼看着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快逼近了,我们只有冒险一搏,不要命了。”他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出来,找一个钢板字刻得好的同事刻字,油印了近二百份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。

《诗抄》有了,还需名正言顺。于是,通过自愿签名的方式,汪文风与15个参与收集、编辑《诗抄》的汉语教研室的同事共同组织了“童怀周”小组。

这15人分别是:李先辉、白晓朗、黄林妹、胡连朴、刘兰英、蒋士珍、黄玉文、罗丹、杨昆明、张润今、石淑兴、赖梅华、刘志宽、赵寿安、朱清颐。

1977年1月8日,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,以“童怀周”小组名义油印的115首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,贴在了天安门广场,立刻轰动北京,轰动全国,轰动海外,“那时来二外院要《诗抄》的人,真是川流不息,络绎不绝,搞得整个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栅栏似的。”

就在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铅字版出版后,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。“童怀周”小组成员之一白晓朗突然被捕,罪名是在天安门张贴批判“四人帮”、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,“因为我们的行动激怒了参与镇压天安门运动,依然还在台上的当权者,冲击了‘两个凡是’的围墙。”汪文风解释道。

一天傍晚,他背起一袋子《诗抄》,走进公安部,敲响了原公安部宣传室主任陆石的家门。

“我把书往地上一放,对他说,我是来给你送书的。如果你要抓人,我就在你面前。”陆石被汪文风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“什么书?”

“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!”汪文风直截了当。

陆石一把抱住汪文风说:“我的好同志啊。”

这一幕多么像1980年代电影中的某个桥段。100天后,白晓朗被放了出来,公安部还将过去收集来的天安门事件的“罪证”——另外900多首诗也交给了“童怀周”,于是,就有了后来再版的1000多首的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。

“谁是‘童怀周’真正的发起者?”

“这事有过争议。社会上公认是我。当年大家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出《诗抄》,纪念周总理,反对‘四人帮’,谁会想到那么多功利的事情?可能……后来看到我的生活起了变化,人心就起了变化……”

汪文风的眼中掠过了一丝困惑。

邓小平“最凶恶的刽子手”

所谓生活起变化,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汪文风当选由100人重组而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。“中央大报刊登的中纪委成员名单上,出现了我的名字,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跑来问我。我不敢确实,一律推说不知道,万一重名怎么办?”

直到1979年1月4日,汪文风收到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请柬,才敢确认报上登的汪文风真是自己。

会议前后开了18天,由第一书记陈云主持会议,第二书记邓颖超、第三书记胡耀邦分别作了发言。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之一,就是对康生、谢富治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。

会下,中纪委秘书长魏文伯找到汪文风,开门见山提出让他进中纪委工作。“那时,我面对几个选择: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;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派人到二外院调我;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陈荒煤要我到文学研究所。按我个人的兴趣爱好,我是很想进文学研究所的。”

魏文伯的脸沉了下来,重话轻说,“把你留下来,是黄克诚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,是经过常委决定了的。”

形势如此严重,汪文风立刻表态,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安排。

对人生是否有过遗憾?他摇了一下头,“有人说我进了中纪委是人生中的转折点,我不否认这点,但谁又能说我如果进了兵工部或者社科院就不好了呢?”

汪文风被安置在中纪委研究室,但没有马上就职,而是接受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安排:与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、常委曹瑛一起负责审理“四人帮”集团问题。

根据4人的不同特点,汪文风采取了不同策略。针对张春桥,他冥思苦想了好久,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大脑中盘旋。终于,在一次审讯中途,他突然发问:“你们几个打算把邓小平、周恩来拱倒后,让谁来当总理?”

“张春桥回答道:‘是我。’以后就一句话也不肯讲了。他知道,他把最重要的事交待了。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”汪文风至今都觉得自己干得漂亮。

“那江青呢?”

“她简直就是大杂院的一个破女人。”他很不屑地说。

汪文风曾在凤凰卫视“鲁豫有约”中如此谈论江青,“自恃她是主席夫人,不讲道理,胡搅蛮缠,一张破嘴吵吵闹闹。”

她说,我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重大的决策,我所知道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严重的问题,你们要听,你们要我说,你们敢听吗?你们敢问吗?你们敢知道吗?

我说,我们是中央派来审判你,审查你的问题的,你所参与的阴谋我们都要听,你所参与的事情,你都有责任向我们彻底坦白交代……。

她又说,你们开口闭口最爱毛主席,最崇敬毛主席,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,你们跟毛主席谈过几次话,你们熟悉毛主席吗,了解毛主席吗?我,再不才,也跟毛主席生活了38年,是38年呐。

我回击她,过去跟了马克思、恩格斯一起战斗过的人,成十上百,恰恰是这些人当中有一批人后来叛变了马克思,叛变了恩格斯……你还有什么说法?”

几个回合下来,她对我有了一个评价,“你别看汪文风笑,别看他和颜悦色,他是笑面虎,是邓小平最凶恶的刽子手。”

审判“四人帮”已过多年,汪文风对这4人的看法依然不变。

“他们是罪大恶极。在审问过程中,他们倒没有出现相互推诿、相互揭发的现象,足可以见他们关系之铁。不过,我们也没有采用诱供、挑拨的伎俩。

“蒯大富回忆往事时,说过毛泽东评价江青缺少自知之明。他肯定了江青的某些能力、特色,只说她在‘德’字上不够。

“哼,蒯大富,‘文革’中的一个学生娃娃,他经历过解放前的革命斗争吗?他懂得什么?他真的懂得江青么?江青如果不在高位,只是一个普通人,顶多是一个不好的女人,作风不正派的女演员,就是她的地位害了她,也害了无数人。”

进入中纪委后,汪文风当选过十二大、十三大、十四大中纪委委员。“我一直在做纪检工作,1992年从中纪委离休。”2004年1月,他出版了《从童怀周到审江青》。

对“文革”时期的民间思想有过深入研究的作家徐晓说:“仔细思考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背后,不仅仅是一群中国人表达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之情,还有他们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强烈不满。他们不知该怎么做,无形中,周恩来成为了一个符号,成为他们想表达的,想突破的,但,仅仅以一种意识形态去批评另一种意识形态,似乎是不够的。”

徐晓所提出的思考,不知汪文风,这个个人命运伴随中国政治命运起伏跌宕的沧桑老者,是否也深思过?他对自己的这本书满意吗?

“我惟一的不满就是不能尽情地写。”汪文风沉吟片刻。“这关乎了党和国家的利益。无法想象,有些战斗英雄,浴血奋战,建功无数,可就是在‘文革’中,政治头脑不够……现在把这些曝光有什么意思?在审案时,王鹤寿说,汪文风,你一定要给我守住了,不要扩大。你想想,如果扩大,就会再次形成你揭发我,我揭发你的场面,那岂不又成了天下大乱?所以,不可写,不可说……”他轻轻地摇着头。

“也许可以保存副本?”

“如果再有红卫兵来抄家,怎么办?”结束时,他再一次发挥了幽默天性,“开玩笑,开玩笑。我想还是保存在我的脑中最保险。”他笑了笑,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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